弘扬巴渝文化 唤醒文化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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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弘扬巴渝文化 唤醒文化志愿。弘扬巴渝文化 唤醒文化自觉 09:08大中小 刘锡诚,山东昌乐人,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历任新华通讯社编辑、记者,《人民文学》文学评

弘扬巴渝文化 唤醒文化志愿。弘扬巴渝文化 唤醒文化自觉 09:08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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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山东昌乐人,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历任新华通讯社编辑、记者,《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组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等。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创作漫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学》、《中国原始艺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走出四合院》(随笔)等12部,译著有《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合译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高尔基与民间文学》,合作主编和编选的有《女作家作品选》(三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20种)、《中华民俗文丛》(20种)、《三足乌文丛》(10种)等近百种。

作品曾获《中国作家》征文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一届表彰奖、中国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学术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十月的亚洲艺术文化节已在一片繁华声中悄然落下帷幕,然而,它的声音与魅力,它的影响却并没有随之消散。它留下了每个精彩瞬间,唤醒了重庆市民的文化艺术气息,也激起了一场场文化大讨论,它不仅是一场文化艺术的视听盛宴,更是一场文化交流的盛会,还是一扇让世界认识重庆的窗口。关于文化艺术节,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美妙绝伦的舞台表演,更要看到舞台表演背后强大的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渊源。为此,书香重庆网邀请了参加这次活动,并在“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 3主题会议”发言的嘉宾刘锡诚老师回顾此次“重庆之行”的所思所想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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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重庆寻找重庆印象碎片

寒露过后的第二天,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 3主题会议”在等待着我们。既是山城、又是水城、还是雾城的重庆,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确乎是有点儿久违了。最后一次造访是那一年?好像是1998年吧。是来参加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选择的时间也是没有雾霭缭绕而秋高气爽的深秋。由于“新中国文学五十年”这个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故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委实不少。会间结伴去大足观摩那些始建于唐末宋初的石窟艺术,为的是探寻巴渝文化的源流和根脉。积250年而终成大气的摩崖造像,使这座50年来习惯于以“红岩”为文化标志的城市,显现出浓重而悠远的历史沧桑感。一座世界性的名城,有没有炫人的历史和悠远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

自江北机场的现代化候机楼出来,登上接机的汽车,由北而南,逶迤到达离嘉陵江不远的君豪大酒店,几乎穿过了整个重庆市区。记忆中的那些显示着古巴人依山临水而居的文化传统、负载着沉重历史的老民居,那些纵横交错的石板街巷,那些层叠蜿蜒的山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而车窗外闪过的,变幻成了一栋栋、一排排的新建的显示着现代意味的高楼大厦。我的心,既为那些老街道老房子的消失感到惋惜,又为那些多得像积木似直指天宇的楼宇感到惊诧。——我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是一个现代化快车道上的重庆!

金沙检测线路js333,从酒店的窗口向远处眺望,希望探寻到我记忆中的那些并不连贯的重庆的印象碎片。不远处不就是滔滔东去与长江汇合的嘉陵江吗?记得多年前青年女作家包川陪同我到川南的珙县、宜宾去考察巴人还是僰人的岩画和悬棺,曾陪我来到重庆,到朝天门码头,到她童年时生活过的老屋、街巷和邻居家中参观。她的旧居就坐落在两江汇合处的高高的崖畔上。在可以雄视江水和船舶的崖畔平坝上,在江边的几十级水泥台阶上,我们遥望着两条颜色不同的江水如何汇合在了一起。在那一带,我头一次近距离地亲眼看到了和了解了普通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棒棒军的坚忍不拔的耐力,妇女群体的日复一日的勤劳,也聆听了这位女作家动情地讲述她的家道的变故以至衰落,她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的跌宕命运的凄婉的故事。

回顾我对重庆文化的知识和印象,大半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抗战时期麇集于陪都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们的文字,特别是那些民族学家们的调查;二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长篇小说《红岩》。研读抗战时期的那些文化与学术成果,使我对以重庆为代表的巴渝文化及其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人段成式说:巴渝(酉阳)的文化“及怪及戏,无侵于儒”。(《酉阳杂俎·序》)也就是说,巴渝文化是一种与儒家文化及其传统无缘的独立的文化。改革开放之初,虽多次来渝,但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文学的圈子里,是重庆作家们工作和居住的中山三路的重庆村,是红岩村,是渣滓洞、白公馆,当然,还有从发轫到崛起到强盛到失败的巴人或僰人留在三峡中悲壮历史与足迹……1980年我在简阳访问刚刚出道的周克芹以后,决定拐到重庆,访问重庆的文艺界。此后我写过一篇《重庆文坛掠影》的文字,说过这样一句话:“重庆对我来说,是一块巨大的磁石。”说老实话,至少在文学界,我没有寻找到巴渝文化的踪影,而重庆文学界朋友们的思想、意识以及煌煌成就,并没能给处在探索困惑中的我点亮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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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发言人类起源神话寻根

笔者10月11日在“亚洲文化论坛”上的发言,以《亚洲应携手合作保护东方文化传统》为题,呼吁亚洲各相关国家对这个起源于和流传于中国大陆南部诸民族和南亚诸岛国的这个同一母题的人类起源神话携手合作进行保护。我的发言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传承、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它浸润着不同时代民众的世界观、社会理想与憧憬,承载着民众的智慧和人类的文明,体现着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之渊薮,民族精神之根脉。本世纪初,世界已进入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亚洲各国社会出现了转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被边缘化,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巨大冲击甚至吞噬。在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和传承,并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了保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亚洲是一片古老的大陆。在古代,亚洲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是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继侵入,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遭到了严重摧残,民族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或侵蚀,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亚洲走上了内部调整和外部合作的转型之路。然而对于任何民族来说,其根文化毕竟是强国之本,要守住亚洲文化的光辉传统,复兴和弘扬亚洲文化,增强亚洲文化的软实力,保护亚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亚洲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要使命。我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不外两点:一是保持和守护住千百年来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及其传统,从而弘扬和发展民族的文化;二是既要吸收外来文化优秀的东西,又要遏制外来的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吞噬与覆盖。

亚洲各国和各地区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亚洲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是东方文化传统的珍贵财富。过往的情况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其他亚洲国家、民族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远远少于对西方、特别是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其原因,无非是若干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犯和占领,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亚洲国家宣传和推销西方文化,从而导致了亚洲各国对自己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和宣传不得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保护好我们所拥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既有利于以亚洲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复兴和传播,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生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除了各国政府强有力的举措外,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尤其是专家的作用。同时,亚洲各国和各地区携手合作,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譬如,对“东南亚文化区”共有的非遗项目的保护。中国学者芮逸夫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断言:根据铜鼓、芦笙、“兄妹(姊弟)配偶型”遗传人类的洪水神话等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来判断,亚洲的东南部存在着一个“东南亚洲文化区”。他说:“这种形式(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的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约北自中国本部,南至南洋群岛,西起印度中部,东迄台湾岛。从地理上察看,它的文化中心当在中国本部的西南。所以我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因而中国的汉族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阿眉族、婆罗洲的配甘族、印度支那半岛的巴那族,以及印度中部的比尔族与卡马尔族也都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作为亚洲广大地区流传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的“原型”,在亚洲文化史上的历史认识价值和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芮逸夫的同时和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外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流传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的材料。远古时代在亚洲产生的这个洪水神话,完全独立于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中的诺亚方舟神话,而另成一系,其价值和保护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亚洲文化区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学界,理应携起手来把亚洲洪水神话类型进行调查、记录、研究和保护。

我所提议亚洲携手合作保护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巴渝文化圈里也有流传,也应被视为巴渝之地口头文学的珍品。不妨让我们回到1939年。这一年的2月28日,流亡在重庆的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写了一篇《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墓画像研究》,其所报道和描绘的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前中央大学农场附近的汉墓中出土的两个交缠在一起的人首蛇身画像,乃广泛流传于苗汉两族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并指出“盖其时民俗所尊崇耳”(《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时民俗尊崇”六个字告诉我们,学界认为起源于南方民族的伏羲女娲及洪水神话,至少在汉代还在嘉陵江畔的重庆地区广为流传。

50年后,1979年4月在第一次民族调查中,重庆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胡长辉和尚云川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搜集到一则题为《布所和雍妮》的神话传说,其内容说,洪水中牛羊没有了,鸡狗也被淹死了,人也没有了,宇宙间只剩下了布所和雍妮两兄妹。他们坐在一个大木箱子里,得以逃生。乌龟、青蛙劝他们成婚以繁衍人类。雍妮总是以一母所生拒绝成婚。经过滚磨盘相合、劈竹子相合、种葫芦藤蔓缠在一起三个环节,雍妮还是不从。最后,乌龟劝他们围着古王界转,七天七夜,谁也追补上谁。于是老乌龟教导布所回头转,于是与妹妹雍妮相遇,二人不得不结婚。生下来的是些肉团,劈开撒在大地上,变成了帕卡(汉族)、毕兹卡(土家族)、白卡(苗族)等。从此,世界上有了人,并且一天天多起来。

5年后,1984年,在全国民间文学大普查中,同样是酉阳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刘长贵和彭林绪搜集到另一篇题为《洪水朝天和百家姓的由来》的洪水神话。内容与前一篇神话大同小异。(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1991年编印)

先后在酉阳搜集到的这两个古老的人类起源神话,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在以口传的方式在酉阳的土家族群众中广为流传,虽然神话中的兄妹名字叫布所和雍妮,实则与《玄中记》、《史记补·三皇本记》、《帝王世纪》、《淮南子·览冥篇》等古籍中记载的伏羲女娲故事、与20世纪40年代在沙坪坝出土的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画像背后所隐含的人类起源神话,同属于一个古老的母题或原型,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口头流传版本,这意味着酉阳这个地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了如此古老的人类起源神话,见证了民间的神话传说的顽强的生命活力。古巴人曾经的驻地也好,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好,嘉陵江畔的沙坪坝也好,无疑都是这个洪水后遗民再殖人类起源神话的流传人群和流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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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傩文化土家族的文学瑰宝

还要说说巫傩文化。

三峡大峡谷和巴渝故地都是巫风淫祀甚盛的地方,就其性质而言,酉阳古歌属于巫傩谣谚,如同许多南方民族的古歌一样,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化信息和艺术因子,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蒙昧观念,而且融会了原始先民和后世农耕劳动者长期积累起来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现代的土家族的民间文学瑰宝。段成式说他们的文化“无侵于儒”,是很有见地的。但到了农耕文明时代,已经逐渐杂糅了道佛等文化和观念。许多地方和民族的丧葬仪式,都有道教的参与。土家族的巫歌,是否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或加入,笔者没有研究,不敢断言。2010年,酉阳县文化部门向文化部申报“酉阳巫傩诗文”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专家组的讨论通过,于2011年5月获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式更名“酉阳古歌”。我们期待着负有保护责任的酉阳县尽快整理出完整的经卷作品来。

巫傩是漫长的中国农耕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形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先生的《中国仪式戏剧之研究》计划之一部分,重庆市的文化学者们对辖区内的一些巫傩文化丰厚的地区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于1993年由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了胡天成撰写的《重庆市巴县接龙区汉族的接龙阳戏》、段明撰写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双河区小冈乡兴隆村面具阳戏》、王跃撰写的《北江县舒家乡上新村陶宅的汉族“祭财神”仪式》三部大型调查报告,继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承担了全国艺术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深入重庆市的山乡农村作更加深入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材料进行梳理、研究,撰写出了230万字的《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课题组所调查搜集到的傩戏(阳戏)的文本资料、仪式记录,面具、服装、神像、神明神位、茅人神位、表亭、星辰图、纸钱等实物,以及在研究成果中所提出的“中国戏曲的起源是多元的,民间祭祀活动是重要源头”的研究结论,为重庆市巴渝文化圈的文化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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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巫歌》复现巴渝文化风骨

承办方重庆政府给客人准备了一些出版物,有四川美术学院的若干画集和作家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2008年,方棋在挖掘梳理《酉阳巫傩诗文》,并受地方委托进行申遗材料制作时,曾请我重视该项目的影像。2010年《最后的巫歌》一出版,我很快拿到了赠书。这次艺术节赠送的是第二版,我又欣然带回北京,第八届文代会结束后,打算着手研究巴渝民间文化,沉下心来阅读了这部厚厚的长篇。总的感想是,这部小说的问世,不仅给我国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为文学反映时代、再现现实生活铺设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而且深度地复现了源远流长而又独特迥异的巴渝民间文化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巴渝风骨,并从而激起和唤醒人们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笔者已经有20年不再写以时评为特点的文学批评文章了。但在谈论巴渝文化遗产、巴渝文学流派时,我愿意就《最后的巫歌》说一点一得之见。小说取材于20世纪一百年间生活与活动于三峡两岸高山密林中的巴人及其后裔的悲壮的生活史。从作者的构思和结构看,不愧为长篇写作的大手笔。从民国开元到土匪割据,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共产党得天下,到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八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到土地联产责任制,……跨度如此之长的历史和空间,如此繁复多变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开阖有致地结构到一部长篇中。大峡谷中的那些显示出鲜明个性的生灵,无不生活在浓重的原始文明中,他们是虎族的后裔,他们信仰灵魂不灭、他们崇拜白虎祖神,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信仰,先祖稟君及其业绩,永远是鼓舞和激励他们做人和行事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原始文明、根深蒂固的巫俗文化,不是外加的,不是背景,而是大峡谷土著民族的民众生活与气质的不可分割的因素,是养成巴渝人的风骨的必备条件。这些传之千百年的民间文化,被作者细致入微地、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作品的结构与铺叙中,融入到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中,既是作品的独到之笔,又是作品的成功之点。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如果承认任何成功的文学巨制,都是地域文学的话,那么,《最后的巫歌》不仅为巴渝文学创作竖起了一面旗帜,而且为困惑中的中国文学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曾经为30年代京派文学作家代表人物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的成功感到振奋,因为作者在浓重的、地道的湘西传统文化中表现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及他笔下的种种人物的不可复制的行为、纠葛、个性;我们也曾欣赏拉美作家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的成功。《最后的巫歌》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中国文坛上现身,并立即受到了批评界的首肯,不是偶然的,显然是因为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文化思潮相契合。近年来,作者在保护重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保护工作,而巴渝民间的传统文化给了她丰富的滋养。由于她深度地研究了巴渝传统文化,“懂得文化”(王蒙语),所以她能够挣脱流行的狭隘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大胆地吸收了新时期文学中昙花一现的“寻根文学”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和经验,大胆果敢地回归到了文学的本意上来,为巴渝文学贡献出了一部代表作。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大变。无论东方西方,现代化的步伐显著地加快了。当全球现代化、经济一体化、信息化逼近到世人眼前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分子意识到,传之千年万载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是灭顶的威胁,而民族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所以立身于地球上并得以延续不泯的根脉和基因。于是,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人士在国际范围和国际组织中发出了要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保护由民众群体口传心授而绵延不绝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为响亮的口号。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即公民、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一个标志。也许可以吧《最后的巫歌》的出现,看做是我国文学界、文化界“懂得文化”的一个先声。

作家铁凝在重庆媒体见面会上说:“巴渝文化遗产足够支撑重庆人的精气神。”我要说,巴渝文化遗产培育了、也体现了巴渝人的风骨。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和前提。

(编辑:书虫)

原载重庆书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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